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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新面貌呈现出来的法学新体系是如此的引人注目，它使人们能够通过掌握全新的法律概念，就能理解整体法律体系。

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⑩从组织上建立起了党的机构和行政机构。(二)治理逻辑：立法主权与治权相统一 主权与治权相分离是法治国家权力运行状态的典型特征。

(33) 三、中国立法体制的一元与多层 我国一元多层立法体制是立法领导权的统领性、地方立法权相对国家立法权的从属性以及地方立法权的多层级性等属性结合而成的。在扩容地方立法权主体的同时，限定立法范围、对立法权行使方式实施省级管控等，一方面折射出多层级立法权在单一制宪法体制中仍然存在质疑与担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立法者在此问题上所抱有的一种保守主义和试验主义并存的心态。十八大以来，重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配套立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无论是中共中央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还是地方党委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关系，党都对国家政权机关的立法活动实施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全面领导。《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 内容提要：立法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依托。

二是国家立法权可以对地方立法权进行监督。(14)这次大会不仅讨论和确定了华北的重大任务，还听取了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译本译为：读完康德对贡斯当的回应，有人必然要问，说实话的责任如何与我们尊重他人的理性主体性(rational agency)的责任相一致。

相当一部分西方法律总是试图通过理性建构进行制度设计，以达到既要捍卫个人自由又要实现有效治理的目的，结果常常使个人自由陷于政府和法律过度干预的危险之中。right的第四个意义被称为immumty，liability和immunity是相对立的概念。如果该行为可归责于违法者，那么就应该对其施加刑罚，且所施加的刑罚应该与有责违法者构成的犯罪相适应。(18)英文原文为：Law is a realm of obligation and duty.Leslie Green,Law and Obligation,in Julse 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14.中译本译为：法的视阈中满是义务、尽是责任。

情况(4)对应刑法上的责任，情况(5)对应侵权法上的责任，情况(7)对应合同法上的责任。对比后文提到的西方把法律责任看作是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或者必须做出赔偿(亦即存在于违法者和救济之间的必然联系)的理解或者必须服从法律能力的控制或支配(亦即作为与‘power具有相关性的概念、与‘immunity相对立的概念)的理解，目前中国法学对于西方概念的继受是不准确的。

到了19世纪的时候，伦理学家和自然法学家关于义务的传统理解不再被普遍接受，不同的法学家对duty和obligation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对此，哈特的责任理论将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帮助。这种关于法律责任的理解，同洛克(John Locke)所阐述的有限政府理论是相通的，即公民将原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亦即受托人)，并在这种信托关系中接受统治者的管理和支配。20世纪五六十年代，(50)关于法律责任(主要是刑事责任)，哈特与其他学者[主要是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进行过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

(53) 为了说明法律责任原则的重要性，哈特让我们想象取消了法律责任原则并且所有法律责任都是严格责任的制度。当时，一些深受功利主义思想影响的激进学者主张对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法律责任的概念、原则及制度，用原来仅适用于少数情况的严格责任制度全面取代既有的法律责任制度。比如，在一本叫作《伦理学是什么》的译著中，当duty和obligation同时出现在一个英文句子中时，中国译者有意进行区分性的翻译，把duty翻译为责任，把obligation翻译为义务。这是一个起源于西方并经过长期发展而得到普遍承认的法律概念。

但是在个别条文的表述上又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特殊的法律责任观。另外，尽管笔者没有看到霍菲尔德通过刑事法律关系的例子来说明liability这个术语，但是可以通过他涉及的其他公法法律关系的例子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例子所蕴涵的逻辑来推论他对于刑事责任的理解。

(42)参见注(37)，H.L.A.Hart书，第227-230页。《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六条到第一百八十七条对民事责任作了集中规定，并且第五百七十七条和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分别作了规定。

(53)同注(37)，H.L.A.Hart书，第182页。(12)英文原文为：There is a difference,yet to be explained,between the assertion that someone was obliged to do something and the assertion that he had an obligation to do it.同注⑨，H.L.A.Hart书，第82页。罪刑法定原则以维护人性尊严为基础，以保障公民自由不受非法侵害为取向。在笔者看来，他的首要贡献在于对responsibility的多重意义进行了严格分析，尤其是把法律上严格意义的liability(即他所谓的Legal Liability-Responsibility)同responsibility的其他意义区分开来。西塞罗(Cicero)以及追随他的罗马法学家从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Zeno)那里引进了这个思想。行为人被推定必须为其违法行为承担刑罚，除非具有宽恕事由。

(二)肇端于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为了更好地理解哈特的法律责任观，笔者愿意在此简要重申洛克所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被代理人行使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能力—责任关系。

经过长时间的文献阅读和对法律实践的观察，笔者似乎看到了解开心中疑惑的曙光，希望本文的写作能为这一困惑了笔者将近三十年的问题提供一个至少令本人满意的答案。这里的分析论述似乎表明，先有duty后有right，那么，二者的先后顺序到底应该如何呢？庞德的相关论述讲得比较清楚，他说：逻辑的顺序是利益(interest)、权利(right)、义务(duty)、诉讼(action)、救济(remedy)。

德文版《德国刑法典》总则第二章之第一节的标题为Grundlagen der Strafbarkeit，可译为可罚性之基础。另参见王利明等著：《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161页。

到目前为止，先行法治国家的法律责任制度虽然受到一定挑战，既有取消法律责任的理论诉求，也有越来越多的严格责任制度被设计为立法。(28)参见注(23)，第49-50页。为了确保法律所承认和划定的利益，法律授予一项法律权利，该项法律权利通过施加一项相应的义务得到保证。概言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指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或者必须做出赔偿，亦即存在于违法者和救济之间的必然联系。

中译本译为：某人被迫(was obliged)做某事与他有义务(had an obligation)去做某事这两种断语之间是有区别的，此区别有待解释。(15)英文原文为：The question will still remain why this type of obligation(whatever we call it)is different from the obligation that rules impose upon judges,and why it entitles us to say that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re not part of the law but are merely extra-legal standards‘courts characteristically use.同注(13)，Ronald Dworkin书，第35页。

即便报应论因为功利主义的批判而式微，这也不足以导致法律责任的概念、原则及制度被一并抛弃，因为法律责任原则及制度具有一些独特的重要价值，这些价值不同于报应性惩罚所具有的那些价值，同时，对于主张以保卫社会为目标的功利主义者来说，这些价值也同样重要。(51)参见注(37)，H.L.A.Hart书，第193-196页。

(50)大概在1957年至1967年的十年间。简而言之，行为人只要违反了法律所设定的行为模式，那么，就不再根据其实施违法行为时的精神条件[即犯意(mens rea)]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的认定，而是根据对违法者的调查分析以及预测什么样的对待(treatment)能够有效防止其再犯来决定施加惩罚或处分，甚至从纯粹社会卫生学的意义上把惩罚或处分看作是对违法者的一种治疗，其目的只在于防止再犯和保卫社会。

其所表达的法律概念(concept)是：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或者必须做出赔偿，亦即存在于违法者和救济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重要的概念、原则和制度总体上仍然得以保留，以犯意为核心的法律责任认定仍然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环节。既然《刑法》第三条已经确立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那么，就应该在刑事立法当中全面贯彻防止刑罚权滥用、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参见崔建远等编著：《民法总论》(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58)为了谋求舒适的、安全的与和平的生活，为了安全享用自己的财产，以及为了以更大的安全保障来抵御特定政治社会以外的侵略，人们基于自己的同意(Consent)以协议的方式组建政治社会，将部分自然权利让渡给或信托给一个公共权威来管理公共事务，裁判和纠正违反自然法和实在法的行为，由此，人们也就从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进入到政治社会的状态。(28)他还以代理关系为例说明power和liability。

哈特在论述责任的时候曾经谈到过一个醉酒船长的故事，该故事尤其是在被克里斯托弗·库茨(Christopher Kutz)稍加修改以后，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作为一船之长，史密斯对其乘客和船员的安全负责。正如哈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违法者并非疏忽(without carelessness)，而是在身体或心智上缺乏遵守法律的能力，或者因为不知道或不故意(unwittingly)而违反法律，那么他就应该被免除法律责任。

显然，无论是duty还是obligation，都首先表达了一种受到道德约束或道德性法律约束的观念，并且主要是在自然法的传统中得以发展。如果本文的基本主张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对于中国刑法学体系的重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概念澄清或许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